2015年和2016年，43个城市先后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在重点难点问题上探索创新、率先突破。

7月18日，在“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我们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全国659个城市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监测和评价。从阶段性评估结果来看，既有一些城市不断创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也有一些城市因认识不到位、行动不及时而被警示或约谈，城市信用建设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比较明显。”

他举例说，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面，沈阳第一个全部完成全市33万个体工商户换码工作，贵州、河南、湖北3个省也已全面完成，但相当比例的城市尚未启动这项为市场主体明确“身份证号”的重要工作。297个副省级和地市级城市中，仅3个城市没有重错码，超过一半城市的重错码率在1%以上，甚至有2个城市达10%以上。

在信用网站建设方面，连维良以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城市信用建设举例表示，这些地方的信用网站已向社会提供信用信息查询，发布信用承诺、信用警示、红黑名单、联合奖惩典型案例等信息，并畅通信息异议处理渠道，实现了多样化的信用服务和信息公开功能。但与此同时，还有1个省会城市、83个地级市和286个县级市没有开通信用网站。

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双公示”方面，惠州已机制化地向“信用中国”网站上报“双公示”信息，上报量超过100万条，但还有一些示范创建城市上报量为零。根据第三方评估反馈的情况来看，不少城市未做到“双公示”信息的无遗漏公开，未建立信息及时更新机制，数据质量也不高。截至今年6月底，仍有1个省会城市、56个地级市和217个县级市未开通“双公示”栏目。

在信用联合奖惩方面，义乌出台了43个领域的联合奖惩实施细则，制定实施104项激励措施和212项惩戒措施。但不少城市仍未落实联合奖惩措施，仍未建立奖惩效果反馈机制。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分布在全国各城市的企业和个人黑名单总数达1700多万条，其中黑名单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级市高达28万条，黑名单最多的一个县级市高达3万多条。对于这些黑名单主体，城市政府开展联合惩戒和专项治理已刻不容缓。今年下半年，我们将通过分领域启动失信专项治理的办法与多个城市对接这些黑名单。

在信用应用方面，南京创新性地推行信用惠民举措，对“诚实守信好市民”给予乘坐公交4折优惠、免押金办理图书馆读者证、医院就诊先看病后付费等优惠便利。苏州推出覆盖全市常住人口的市民信用评价产品“桂花分”。北京海淀区发放中小企业信用贷款12.6亿元。宿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等七大领域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近2万次，招投标中标企业投诉率下降30%。

在信用立法方面，上海今年率先出台我国首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意义深远。此前，无锡、泰州等城市也颁布实施了公共信用信息条例。但不少城市连信息共享机制、红黑名单管理办法等基本的信用建设制度都还没有确立。

连维良强调，城市信用建设是一项事在人为的创新性工作，也是一项披荆斩棘的改革性工作，重视程度越高，抓的力度越大，收到的成效就会越明显。信用可以成就一座城市，一座城市也会因失信、因营商环境不良而陷入困境。一个严重失信事件经过社会舆论的持续发酵，产生的恶劣影响很难消除，对所在城市的相关产业和诚信形象将造成严重打击。这种“一丑遮百俊”的效应需要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